街市的风景诗

丁 帆

丁帆，一九五二年五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资料图片)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小时候，夏天躺在夜空下的竹床上乘凉，仰望银河，听大人们讲述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以为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生活。后来看到罗马神话中说，天上的银河起源是女神赫拉的奶水为哺育婴儿赫拉克勒斯，而喷射飞溅出来的乳汁形成，觉得这个故事太浪漫了。尤其是第一次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画家丁托莱托那幅《银河的起源》后，那朱诺喷射奶水的画面带着世俗裸体之美震撼了我。同样的银河故事，同样的人性题材的选择，其人文主题的指向却是不尽相同的。

可是，儿时我并没有知识和审美思想，总是梦想着，如果把灿烂的银河下凡到南京城的夜景里来，让它成为星罗棋布的街灯夜市，那该是多么浪漫的景象啊。因为那个时代城里的街灯甚少，相距很远的一杆路灯是死寂黑暗城市里的一盏微光。

当我后来读到郭沫若的这首诗的时候，就把南京城里的夜景当成了白昼里天上的街市。再后来，我常驻朝内大街一六六号，也没有看到北京灿烂的天上街市。每逢星期日白天便在大街小巷里串，成为八十年代初观看北京街市的“胡同串子”。

从小住在大院的时间多，却更喜欢那种充满着新奇感的南京风俗画街景。夫子庙自不必说，除了吃喝玩乐的场景，能够诱惑人的就是花鸟市场和古玩店了。喧闹的市井风俗构成的街头风景，之所以能够吸引一个儿童，是因为那样的风景、风俗和风情是与学校和大院里枯燥的生活情境大相径庭的，异质情调的世俗生活才是一种人性本能的追求。我读到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不是课本上的《高玉宝》，而是张天翼的儿童文学《罗文应的故事》，后来改编成电影《罗小林的决心》；还有《祖国的花朵》，每逢“六一儿童节”都要去看。看腻了就烦透了，因为许多儿童和我一样，都是贪玩的坏孩子，一看到街上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就被吸引过去了。罗文应最后改正了这个缺点，可我却是屡教不改，这个缺点恐怕要被我带到棺材里去了。

长大一些，看到大人站在夫子庙旧书摊前看书，觉得这种姿态十分帅酷，是一种有文化的象征，便开始在旧书肆淘书了。看不懂古籍书，就把小人书当成了启蒙课堂。从小养成的藏书癖，就始于在旧书摊上购买大批的小人书，自以为这是一件有兴趣的事情。从翻看小人书开始，到大量的小说阅读，我沉溺在不务正业的课外阅读中，以至于发展到用手电筒在被窝里读，就着窗口的月光通宵偷读。

读英国人安德鲁斯《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读到“有趣味的人”才能发现这些平常的风景，让人进入一种“画境游”的文化语境中，心中便豁然开朗起来。他用了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浪漫词汇来定位这种趣味——“风景诗”，这让我激动不已。

瞻 园

还有什么既有趣又有文化品味的事情可寻觅呢？无非就是去公园游览了，当然这也是一种奢侈的文化消费。

一年春游，我们穿过夫子庙时，偶然看到一个挂着“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门匾的去处，便每人掏了五分钱，买了门票进去玩耍。一进大门，我们就钻进了那个曲径通幽的花园，在那犹如迷宫似的太湖石假山里上下攀爬、来回穿梭，感觉与夫子庙的街市完全不一样，透着皇家贵族的瑞气，却并不知道它的历史来路。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南京曾经有过两个“瞻园”的历史，一个是明代秦大士罢官归里后在武定桥边所建的私家花园“瞻园”，相传名出欧阳修“瞻望玉堂，如在天上”，但查遍欧阳修诗词并无此句，想必乃讹传也。然而，夫子庙西与中华路交界处的“瞻园”才是南京正牌的贵胄庭园，那是明代“江南四大名园”之一，先为朱洪武赐予中山王徐达的府邸，名为“魏公西圃”，亦称“西园”，后来又成了太平天国时期东王杨秀清的私家花园。虽然没有天王洪秀全“熙园”（即天京的“天王府”，后为民国时期的总统府）巍峨壮丽，满是帝王风流贵气，而我却更喜欢这处紧邻夫子庙充满着烟水气的风景。在嘈杂的街市旁，竟有闹中取静的贵胄庭院里玲珑剔透的风景，让人咂舌。庭园面积虽不很大，却并不输苏州名园，难怪乾隆帝驻跸此园时题写了“瞻园”的匾额，让瞻园蓬荜生辉，光焰万丈。皇帝老儿到处题字，自乾隆始，成为一种风气。游遍吾国名山大川，何处没有他的墨迹呢？但松石的光辉不是因为赐名而成为历史的荣耀，而是自然与人工合成的风景让人油生敬意，其绰约风姿的解读应为园林艺术的解读才是。

而那个时代的南京市民鲜有人知晓此闹中之景的妙处，也不愿意花上五分钱去看这些石头垒起来的假山，那毕竟是两块烧饼一顿早餐的钱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每路过此地，我却再也没有进过此园。

朝天宫

儿时误以为朝天宫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便有一种畏惧恐怖的感觉，但又一看那是南京街市俗地，就全然没有了敬畏之心，常常大摇大摆、悠然自得地去转悠玩耍。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我母亲过从甚密的远房表舅家就住在这附近。

那时朝天宫的古玩摊是让南京人有一种莫名惊悚新奇感的街市风景，看着摊主和买家打着手势，说着暗语，最后在手语中成交那些古瓷旧壶、破铜烂铁，兴冲冲地来，喜气洋洋地走，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尤其听说那里有三更五更时辰趁黑交易盗墓文物的“鬼市”，更是让它蒙上了一层神秘可怖的面纱。

朝天宫保留着汉唐皇家威仪风格的建筑，小时候并不知道大人们去那里是干什么的，只知道那里的风景与其他地方不一样。门口的石狮子被人抚摸得石光锃亮，而台阶两面的石板坡被孩子们当作滑梯，已被多少代孩童的屁股磨出了比水晶还滑溜的岁月感。巨大的栅栏门在孩童眼里是庄严与恐怖的象征，而席地而坐的象棋残局摊位仿佛又给人增添了一种街景风俗的安全感。更不用说路边鳞次栉比的古玩摊弥漫着的市井的商贾气，让朝天宫成为从天而降的人间街市飞地。这是我童年喜欢的奇趣街景。后来读到郭沫若的诗歌《天上的街市》中“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时，心想，那岁月里朝天宫地摊上的那些古玩，尤其是盗墓贼带上“鬼市”的东西，哪一件不是这人世间的珍奇呢，那是天上的街市没有的奇珍异宝。

朝天宫、水西门、新街口也就咫尺之遥，从儿时到初中毕业，那里是我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一是因为母亲工作调动到市日杂公司，紧邻朝天宫的水西门陶瓷批发部；二是我家在南京唯一走动的两家亲戚都住在那一带，一个叫朱状元巷，一个叫作木料市。

朝天宫是我儿时不灭的影像，虽然历经半个世纪再也没有进去过，想必已是人非物非了。

朱状元巷

从水西门至朝天宫的路边插进一条街巷，但见路边房屋的山墙上挂着一个蓝底白字的牌子：朱状元巷。这就是那个时代南京街市最熟悉的路标，巷口有个露天的小便池，便池内积满了厚厚的黄褐色尿垢，壁上的尿结石已经积成了墙皮，随时都有掉下来的意思。那个年代南京的许多巷口都有类似的小便池，仅供男士专用，当然，也偶有妇人在此倒马子。大约走一百多米后，便来到一个带门钉的剥落黑漆的大门前，门两旁有石鼓一对。跨过高高的门槛，转过照壁，里面是一个三进的大户人家房子，似乎第三进后面还有一个通往另一个大空间的地方，那里也有庭院和房子，估计过去也是属于同一户主的房地产吧。

显然，这里是公管房，三进房屋里住着六户人家，算不上是挤挤挨挨的居民区。每一进都有一个大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天井，中间是用小青砖立着铺就的地面，只是经常泼水的窨井处泛着薄薄的绿苔，留下的是六百年前庭院的历史印痕，这也算是南京城闹市区中一个不小的院子了。

进入天井，经常看见表哥和对门的那个打着长辫子的邻家女孩在打羽毛球，于是，老一辈的长者都在窃窃私语。我朦胧地意识到他们渴望青梅竹马的两家孩子结成秦晋之好。

记得表舅家住的是第一进东首的那间大屋，东西两家中间原本是一个大客厅，如今已经被分割成并无界线的两个隐形的厨房了。两个煤球炉、两张搁着油盐酱醋的桌子、两套扫帚拖把分列两边，两家的板壁上也都挂满了林林总总的杂物。这种对称的风物景观，一个没有分界线的公用厨房，几乎是当年南京住在这样大杂院里通篇一律的风俗风景画。

住房是一间大约不到三十平的屋子，里面放着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中间有一道乔其纱布帘隔挡，白天拉开，晚上关闭。也许这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南京城市居民家庭住房的普遍景观吧，表舅还是莫愁路小学的校长，其待遇如此这般，也算是很优渥的了。

我们家弟兄三个，没有姐妹，之所以喜欢到这里来玩耍，就是因为表哥也是独子男儿。他是五中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当然是我们的偶像，一米八六的个头，人也十分憨厚老实，细细的眼睛，厚厚的上嘴唇微微上翘，脸上永远挂着笑容，关键是他什么体育运动都会。他带我们出门玩耍，近者去门口的康乐球店铺，教我们打康乐球；稍远去朝天宫玩耍，在广场上，他教我们玩抖嗡；远者带我们去莫愁湖公园划船，去上新河看郊区风景。他的名字叫祁山，名如其人。

每次去水西门朱状元巷，祁家表舅一声吆喝，表哥就会拎上一只铝皮大饭盒出门。我跟在他屁股后面，出了巷口，向右拐弯，就是安乐园饭店，在那里买包子点心；向左行走，两个拐弯，便来到水西门的几家鸭子店，拣排队人少的队伍买盐水鸭。那时南京市民但凡家里来了客人，蔬菜是家里做，荤菜必定是上街斩一只或半只盐水鸭。那个年月的盐水鸭真是好吃，尤其是水西门的，鸭肉之嫩，自不必说。鸭皮之下没有一点脂肪，紧贴嫩肉，柔软而带嚼劲，连那鸭卤下面或泡饭都是喷香的，因为那鸭卤里面的确漂着一层腌制的桂花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给北京出版社编辑民国旧文人写的《老南京》散文集时，看到我们南大中文系老前辈卢前（卢冀野）写的那一篇《鸭腌制史》，不觉眼前一亮。卢冀野先生是个美食家，也是一个南京通，他在文章中详细地描述了南京的鸭业，以及盐水鸭、酱鸭和一鸭多吃的制法，可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南京尚保留着明代迁都北京带去的烤鸭技艺。“金陵之鸭名闻海内。宰鸭者在今日约有百家。鸭行在水西门外，约三十家。销鸭以冬腊月为多，每日以万计。鸭之来源，以安徽和县、含山、巢县、无为、全椒为多，六合及本京近郊占极少数。鸭客人（即鸭贩）到京即投行。鸭铺（即鸭店）上行，由行客铺共同商议。六月之鸭，养大不易，所谓早鸭，因吃麦梢，体质太嫩。腊月之鸭，因天寒亦不易孵育。八月之鸭最好，在桂花开时，故称桂花鸭。十月，冬月，谓之宿槽鸭，以稻喂养，亦甚肥美。”

…选读完…

视觉设计：李杨｜编校：赵依

审校：付秀莹 ｜核发：程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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